有了这种体验，便能与天合一，具有神的妙用，这就是反躬。

退溪坚持心体用说，既反对王阳明的体用合一甚至以用为体之说，又反对罗钦顺的体用隔绝之说，不仅为意识现象提出了本体论的根据，而且把意识现象区分为道德意识和自然情感意识。他主张心之本体既有理而又有气，既有本然之性又有气质之性，二者皆是心之本体。

气是特殊性、现实性原则，是形而下者。此理无物我，无内外，无分段，无方体。二是智能或智力，亦即分别是非的认识能力，即知觉。如火之烛物，鉴自能照。这就进入心的另一层次的含义，即知觉思虑之心，或以知之心。

这里所说，则以群体意识为本位，它实际上是自我与非我的统一，是群体与个体的统一。从形而上的观点看，心就是性，心就是太极。五四时期的先驱们，并没有进行这样的严格区分，更没有把政治民主看作是实现自由、独立的基本前提和保证。

这种道德理性（即实践理性）强调主体的情感意向，缺乏理性认识和逻辑分析，虽然强调真与善的统一，但它所谓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真实情感，善就是真。[1] 但要实现国民政治，必先树立国民意识，要树立国民意识，则必须从道德批判开始，并与之彻底决裂。由于在中国传统道德中没有独立意识，只有服从意识，因而为专制独裁提供了思想基础。李大钊则说得更加明确，他指出：看那二千余年来支配中国人精神的孔门伦理，所谓纲常，所谓名教，所谓道德，所谓礼义，那一样不是损卑下以奉尊长？哪一样不是牺牲被治者的个性以事治者？……孔门的伦理是弟子完全牺牲他自己以奉其尊上的伦理，孔门的道德是与治者以绝对的权力，责被治者以片面的义务的道德。

前者是指建立在传统伦理基础上的专制政治，即伦理化的政治或政治的伦理化，后者则是指专制政治支配下的传统伦理，即政治化的伦理，或伦理的政治化。也就是说，传统道德具有维护专制制度的功能，而没有造就独立人格的功能。

如果没有民主和科学理性精神，道德就会出现严重的分裂，一方面是空洞的道德说教，另方面则是利己主义的横行，所谓道德的危机，应该从这里得到说明。这是道德革命的本质所在，也是建立民主政治、确立民主意识的需要。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是道德变革的最深刻的根源，商品经济是从群体意识向个体意识、依附人格向独立人格转变的重要条件，而民主政治和独立意识又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我们还要进一步提倡理性精神。

五四批判专制，提倡民主，批判传统道德，提倡个性解放，并不等于否定一切传统，也决不意味着道德的沦丧。代表道德的最高权威是圣王，而不是家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实际情况是，五四所批判的，正是传统道德中最保守落后的东西，五四所否定的，是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虽然有过激之处，但不能忽视五四的理性与科学精神。

因此，在中国不仅是伦理决定政治，而且是政治决定伦理，不是忠以孝为本，而是孝以忠为本。事实上已经发生了辛亥革命建立了民主共和，两次复辟虽然没有成功，但是由于道德的觉悟没有解决，封建专制的根基并没有动摇。

民主就是这样的手段，也是这样的途径。但承认功利，决不是不要理想，承认个性，并不是不要整体。

因此，政治伦理不像宗教伦理那样，可以通过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走上自我解放的道路，并由此产生人人自由、平等的独立意识和独立人格，而是把人们束缚在特定的等级关系中，只能产生以服从为信条的群体意识和整体意识。在中国，强大的专制制度统治了几千年，仅仅通过伦理的批判，是不可能建立民主政治的，也就是说，不能通过道德价值自身的转变，使专制制度自行消失。自西洋文明输入中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如果说先秦时期有所谓家族伦理，孟子提倡过父重于君，孝大于忠，那么，秦以后的家族伦理则发生了根本变化，变成了真正的政治伦理。因此，道德革命必须从家庭革命开始（吴虞语），只有冲破家族伦理的束缚，实现个性解放，才能实现民主，推进社会的前进。这也不是中庸所能解决的，它必须运用理性的认识和分析。

就道德批判而言，五四批判运动的深刻之处，在于他们把这种批判深入国民性的解剖，以唤醒民众的自我觉醒，认识到传统道德的危害。无论民主法治，还是道德启蒙，都需要科学的理性精神。

圣王作为道德的化身，他的命令就是绝对律令。这又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特点，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

民主政治的实质，是通过民主机制和程序保证人民的财产权，即经济利益，同时保证人民的一切政治权利，这就需要实行法治。因此，在道德领域里发扬五四精神，就是要进一步肃清以依附意识为特征的政治伦理，树立以个体自由、独立人格为标志的新的道德价值，使人成为真正独立的人，而具有人的尊严。

中国的传统道德提倡理想人格、理想境界，主张道德直觉和自我超越，但又不能离开现实人生，个人必须从属于社会群体或整体，而整体利益高于一切。在陈独秀等人看来，实现民主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但伦理道德的觉悟却还没有被人们所认识，现在的问题就是解决伦理问题，进行道德革命。只有把传统道德洗刷得干干净净，铲除这个牢固的根基，建立独立自主之人格[5]，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中国的传统道德是一种情感型的形而上学，以道德情感为基础，以自我直觉、自我体验为方法，以自我超越的整体境界为目的。

五四用以代替家庭伦理、传统道德的，便是代表近代工业社会价值观的个人本位主义，即个人的自由、平等权利和独立人格，也就是用个体的独立意识和自由意志代替传统的群体意识和服从意识。这就是说，封建传统道德与封建专制制度有某种必然的联系，它即是封建专制制度得以存在和延续的精神支柱，起着意识形态的强大作用，因此，它是铲除专制、实现民主的最大障碍。

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求得民族的生存、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必须彻底批判专制制度，实现民主政治，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科学理性固然不能代替一切，不能代替文化价值观，但是选择什么样的价值观，必须建立在理性认识和理性分析的基础上

没有民主，就谈不上有什么独立和自由。圣王作为道德的化身，他的命令就是绝对律令。

就道德批判而言，五四批判运动的深刻之处，在于他们把这种批判深入国民性的解剖，以唤醒民众的自我觉醒，认识到传统道德的危害。这也不是中庸所能解决的，它必须运用理性的认识和分析。问题在于，如何按照理性原则处理二者的关系。追求自由、独立，这是人类的最高理想，但是必须运用一定的手段，通过一定的途径，才能保证其实现。

故国必尊君，如家之有父。吴虞也指出，我们中国人，最妙是一面会吃人，一面又能够讲礼教[8]。

但他们在解决民主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时，只强调问题的一个方面，即道德革命对于民主政治的强大作用，却忽视了另一面，即民主对于道德启蒙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这种以绝对依附性和奴性为特征的道德，是由封建社会的家族制度决定的，以农业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家族制度，是传统道德的真正的社会基础。

正是这种尊重个人权利的价值观，同近代民主是完全适应的，也是建立民主政治的重要条件。在中国，强大的专制制度统治了几千年，仅仅通过伦理的批判，是不可能建立民主政治的，也就是说，不能通过道德价值自身的转变，使专制制度自行消失。